家访谈

　　专

　　 本报记者 陈蓉

　　尽管金融危机远没有结束，但是对导致金融危机的信用评级的反思已经开始了。1月10日“金融危机后信用评级的地位与作用”在京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主持，他提出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持评级机构的公信力；第二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品牌的评级机构发展方向是什么。


　　论坛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财政部长助理朱光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邵伏军等领导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给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成思危：慎提“民族品牌信用评级机构”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过程中，即使是高风险的产品，信用评级机构都给予其2A以上的评价。但是出现危机后，信用评级机构迅速降低产品和公司评级，造成公司股价下跌，银行不再信任金融公司，不愿意借钱，从而导致公司破产。


　　反观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形成了大公国际资信、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上海远东和上海新世纪5家全国性信用评级机构，但是除大公国际资信以外的4家机构都有外资进入。成思危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专业技术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职业操守，如何保持公信力才是信用评级机构最值得反思的。


　　另外，成思危表示，“民族品牌的信用评级机构”要慎重提出，如果过于强调民族品牌，反而会阻碍其国际化，因为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质疑。他呼吁建立以中资为主、具有公信力、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


　　朱光耀：推动信用评级机构改革

　　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示，在这场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难辞其咎。在次贷危机发展过程中，被评为3A级的金融衍生品占75％，信用评级机构大大掩盖了次级债的真实风险，对资本市场起到推长助跌的作用。


　　在目前的信用评级机构中，美国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全球主要评级市场。朱光耀认为，这三大评级机构带着意识形态的眼睛评价“主权信用”级别。以中国为例，中国外汇储备居第一、对外贸易居第三、经济总量居第四，但是标准普尔给予的主权信用级别是A+，同中国实际情况严重脱节。


　　因此，朱光耀呼吁，为了建立新的金融秩序，必须改革信用评级机构。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G20峰会，提出了建立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让衍生产品市场更加透明化等问题，具体如何改革要寄希望于今年4月20日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了。


　　朱光耀同时表示，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适当合资，但是应该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文化、符合中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方向的中国品牌的民族信用评级机构。


　　邵伏军：《征信管理条例》将出台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邵伏军引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两大霸权，一是美国，一是标准普尔（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之一），标准普尔的霸权甚至超过了美国。这实质反映了市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不信任。


　　邵伏军透露说，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将推动信用建设，下一步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目前正在配合国务院法制办，研究起草《征信管理条例》。其中重点是要规范评级机构、信用登记机构等，规范各方面的权利、业务、责任，共同来促进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针对信用评级机构如何保持公信力，邵伏军表示应该强化信用评级机构内部管理，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人才建设和职业操守建设。如信用评级机构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不断修正评级模型，更新评级理论，加强评级数据库的管理。


　　另外，邵伏军认为，应该高度重视评级机构的公平、公正和独立性。他提醒说，中国的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在获得相关资质后，将股权卖给外国评级机构，但是它们卖掉的不仅是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