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半年中国内地宏观经济目标由“两防”转变为“一保一控”之后，有关方面的宣传口径明显给人留下一个宏调政策是“微调”而不是“转向”的印象，且“微调”的主要工具是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

这种只改变财政政策、不改变货币政策的说法存在重大理论错误。道理很简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从来都相辅相成，不应当也不可能独立地发挥作用。否则，这两种政策工具必将相互矛盾，直至在效果上相互削弱。

例如，为应对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美联储的持续减息，另一方面则是布什政府推出的一连串减税及财政补贴政策。

中国以往的做法同样如此。在应对上一次高通胀过程中，从1988年起，为鼓励投资以便在扩大供给的前提下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成平衡，进而有效降低CPI水平，当时的货币政策将金融机构的名义贷款基准利率与名义存款基准利率扯平。主要表现为：1990年1月1日-4月14日的存款基准利率与贷款基准利率均为11.34%，1990年4月15日-8月20日均为10.08%，1993年7月11日至1995年6月30日均为10.98%等等。

与此同时，当时的财政政策通过公共补贴将居民存款利息收入在名义利率的基础上提升到通胀率水平，其目的是在增加存款的基础上增加贷款。结果是贷款基准利率与居民存款基准利率之间出现倒挂。其中，最大的倒挂出现在1994年，当时将居民储蓄存款财政补贴率（CPI与名义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计算在内的存款基准利率最高达24.1%，而名义贷款基准利率仅为10.98%。

继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之后，央行此前已决定将商业银行贷款额度提升5％-10％。后者说起来是为重点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压力，但从由此可增加2000亿元以上的贷款额度情况看，其效果接近于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受制于“贷存比”的贷款规模，并因此有着央行暂停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实质。

显然，增加贷款额度，是以增加存款为前提的，如果继续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因存款增加而增加的流动性又会吸收到央行手中。

考虑到一年半前将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的标志之一，就是持续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因此，随着央行事实上暂停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所谓“微调”不改变从紧货币政策的说法，便不攻自破。

值得注意的是，继2007年央行先后10次调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之后，今年上半年继续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将这一流动性管制比例提升到17.5%。依据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计算，通过这一工具而吸收到央行的流动性已高达7.7万亿元，再加上外汇占款工具，合计吸收到央行的流动性估计已突破23万亿，占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总量的43%左右。从未有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期达到如此高的流动性管制水平。

就宏观经济而言，所谓流动性，就是可用于增加全社会投资与消费的货币供给。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相类似，18世纪的英国，同样获得了大量来自贸易顺差的流动性供给。但是，英国并没有像现在的中国这样去囤积流动性，而是千方百计地鼓励包括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居民房地产投资在内的全社会投资活动，以及扩大消费需求，由此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外汇储备（流动性）是用来花的，不是用来囤积的。糟糕的是，英国当年经由贸易顺差输入的流动性是黄金，而中国如今输入的是纸币。就算英国当年去囤积黄金，伴随金价的持续上涨，英国的财富依然可以增殖。相反，囤积美元只是囤积纸币，伴随美元的贬值，囤积在央行的流动性必然大幅缩水，由此大大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就工业化社会的非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不低于70％这一重要标志而言，目前中国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依然高达63%的事实，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未完成。与当年的英国一样，工业化进程从来都是靠增加流动性或增加货币供给推动的。对此，中国不可能是一个例外。

接下来，如果央行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直到将目前17.5%的存款准备金率恢复到10%的水平，意味着在2012年之前至少可以有15次下调，由此将不断地增加商业银行贷款额度。受此激励，后奥运中国经济，必将获得持续快速的增长，并在增加投资进而扩大供给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