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简称“记”)：现在回过头看5·19行情，您作为监管者，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哪些？

周正庆(简称“周”)：最重要的是要以史为鉴，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相似，所以历史经验更值得注意，要善于学习和借鉴。

通过5·19和我之后的工作实践，我有两点体会。一是在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重大意义的认识上，必然经历一个不断争论、不断探索、不断提高的过程。

对资本市场每个发展阶段存在不同认识，这是正常的。资本市场建立之初姓“资”姓“社”的争论；2001年，“赌场论”、“推倒重来论”的争论；后来，股权分置改革的争论；包括5·19也存在一场争论。但正是不同认识的争论、探索、提高，才最后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第二个体会，我国与世界各国一样，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不是在正确的政策和舆论指导下发展，就是在错误的政策和舆论干扰下发展。二者必居其一。对股市，尤其是不成熟的市场，必须精心治理；对投资者信心，尤其是在非理性下跌时期，必须精心培育。信心的树立，需要做很多工作，包括政策的支持和宣传舆论的培育。

记：对“政策市”的提法，您怎么看？

周：“政策市”的提法不准确、不全面。我曾说过，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政府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尤其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建立时间较短，所以更需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去不断完善。

纵观国内外，也没有哪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能够离开政府的支持。欧洲最市场化了吧，可我到德国和瑞士去访问时，问他们对资本市场是怎么领导的，是否干预？德国和瑞士都表示，最近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发展落后于英美，于是德国提出10点计划，瑞士提出了31条措施，这些都是政策，其中包括减免税收等等。

我一直在研究，是什么理论说过资本市场不能干预，而我们有人还要把它奉若神明？一干预就不对了？现在世界各国为防止经济衰退，对资本市场都在大张旗鼓地干预，又应如何解释呢？我查了查，“不干预”无非是美国两派观点中的一派。美国自由派讲，完全按市场规则，不能干预；另一派就讲，市场要干预，实际上凯恩斯开始就已经干预了，这把弗里德曼的观点已经驳斥了。到斯蒂格利茨，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则坚决主张对市场进行干预，他甚至提出来，“无形的手是不存在的”。我们研究外国的东西，你总得把各派的观点都研究研究。把根源看一看，我们就应该从实际出发，该干预就干预。别听外国人说干预市场会怎么怎么样，哪个国家不干预啊?美国干预得比中国厉害得多。

记：如果现在干预，您认为干预的关键点在哪里？

周：要看病你得号准了脉，看大家希望解决什么问题。现在最希望用实际行动组织资金入场。

我一直强调要组织调度资金。现在，股指已跌破2000点，市盈率不到15倍，大家都说投资价值显现，理应投入资金买股票了，然而又都在那里观望，等待所谓的“底部”。

凡事要有度，行事要有准则。该不该组织资金入市，我认为要看是否符合四个“有利于”：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应该拿出更大的勇气和魄力，统一认识，付诸行动。